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性別，自己的年齡，這和人口統計學沒有什麼關係。羅馬是女性。敖德薩也是。倫敦是一個少年，一個頑童。而且，關於這一點從狄更斯時代開始就沒什麼變化，巴黎呢，我相信是一名男子，正當20多歲的年紀，卻愛上了一名年長的婦人。
那麼紐約呢？我無法像博格先生一樣敏銳而又精準地對一個城市的品性作判斷。瞭解一個城市最快速的方法是去了解地區的普遍特徵。但這樣的原則在紐約是失效的，因為這座城市是與群體性相悖。到紐約去，從本質上來是在與個體對話。沒人能將紐約視作群體，沒有人敢隨意稱“瞭解”。至於“理解”那可是社會學家的事情了。
我願意相信紐約是一名女性，因為這個剛硬的時代呼喚一名女性。她是這樣的豐富、這樣的生動，以至於沒有任何一個概括性的詞彙打發過去。連時間在不同的街區流動節奏都不一樣。
我無數次在家庭餐桌上提及“到紐約去”的話題，因為她是那樣的豐富，種族、宗教、文學、音樂、繪畫、雕塑都在這裡尋覓到紮根的沃土。遠離話語中心的亞文化都能夠在此擁有各自的擁躉。她將包容性發揮到了極致，像是柔和的女性。每一位到過紐約的遊客都把一部分的精神駐紮在這裡，那些與時代格格不入的，那些囂張叛逆的，那些為人所恥笑的，在紐約都能得到讚賞、得到表揚，不安的情緒得到安撫，放牧最深的靈魂，一切都很自在。
而當目光觸及那些紐約的符號，眼淚奪眶而出。這座城市於我來說，陌生又熟悉。我幾乎每日都能見到她，每天都能悄悄地從社交網路上了解她，所以當雙腳真的踏在土地上的時候，在空氣裡呼吸出了一種親暱感。可我終究是個過客。嘿，這裡是紐約啊。我又回來了，花了五年的時間。像是找回了埋在空氣裡的五年前的自己，進行一場靈魂與靈魂的對話。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對於一個新聞學子來說，是神聖的。這是一種近乎奢侈的人文教育，對一個夢想著於從事新聞行業的人來說，有致命的吸引力。學生物的T告訴我，每一名新聞畢業生的名字都將鐫刻在學院金色的背景牆上。那時是哥大的春季假，除了自己學院，T沒法帶我進新聞學院。只好戀戀地看著學院門口的傑弗遜雕像，他見證了多少學子對於真理的探求以及對於言論自由的維護。
和T打招呼的剛出了實驗室的師哥，年近四十，一身破舊的運動裝。他打算到門口買只墨西哥人做的捲餅。和T提到實驗室新儀器還有近期成果的時候，他的臉上竟顯現出激動的紅暈，肢體語言也變得豐富起來。對於自我近乎苛刻又對學術執著的追求的師哥，在這個過分吹捧天才、玩樂與成果並進的社交媒體營造的過度娛樂化的時代裡是不受待見的。沾染上了媒介依存症的人們喜歡毫不費力取得成就的青年才俊，喜歡輕鬆的生活小曲折卻又無須屈服於生活的“英雄”模式的故事。可是我只在哥大看到了放假還夾著倫理、哲學專業書籍奔來走去的人，還在拿著裝置做小組討論的人，還有做了一天實驗對成果心滿意足的人。我敬佩他們，向學識與智慧女神Alma Mater致敬。
而到布魯克林去的那天，紐約下雨了。
出了Chambers Street Station的地鐵口，在出口的地方買了一隻白麵包熱狗卷當早餐，甜膩的HONEY MUSTARD幾乎要把我的早上毀掉。麵包糙得刮喉，味道又甜又鹹，還?嗓，我還能清晰感覺到食道極力的抗議。在吃的方面，我絕對不是什麼計較的人，但是我實在無法恭維地鐵口的早餐攤。賣熱狗卷的哈梅爾抱歉地看著我：“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我相信，自己不是她看到的第一個覺得這熱狗卷難以下嚥的中國人。然而我還是仔細地問了她的名字，並向她道謝，祝她有愉快的
在吞掉了熱狗卷的時間裡，布魯克林大橋就呈現在我的眼前。在灰濛濛的陰雨天裡，我一步步向這座大橋走過去。習慣了在影視作品以及紀錄片裡俯視這座大橋，現在仰視它卻感受到更強烈的視覺衝擊。我仰視它，這讓上萬根鋼索呈輻射狀在我眼前展開，視線被引導至鋼架拱門頂上的星條旗上。它們像是一個巨大生命體的交錯的血管，把血液運送到跳動的心臟中去，鮮活生動。Old Glory的顏色和飄揚的姿態在陰雨天依舊清晰可見，彰顯著一個國家的驕傲。天氣不夠好，但依舊能夠辨析出紐約的輪廓，仍能夠感受這個城市的雅緻與詩意。
身邊不少遊客駐足瞻仰大橋的星條旗。
“IT IS AMERICA.”
“IT IS.”
而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則是一個溫暖的存在，它是100年前紐約廢棄的鐵軌，居民們抗議著這過期的“文明”所帶來的煩擾。宣告那個鐵軌的時代已然遠去，城市的生命無須它的存在。它是那樣野蠻、粗俗、瘡痍一樣的存在，即便一個世紀之前它被視作福音傳遞的渠道。紐約市民不耐煩地告訴政府，他們飽受“文明”的折磨，他們需要換血，呼喚一種新的文明。所謂新的文明，也不過摧毀，再建的迴圈往復而已。
文明與陳舊一隻在對峙、抵抗、非此即彼地爭奪公共空間。紐約曾經的驕傲變成了累贅。文明與歷史的戰爭從來沒有勝者，無論哪一方得勝都意味一方的消褪，不過最後得勝方都能夠扭曲為未來城市驕傲的資本。藝術卻站出來扭轉了這不可開交的局面，設計師們把受人唾棄的鐵軌變成了公共公園。這是紐約最好的看日落的地方。走過幾十個街區能夠不斷地在繁華和安靜裡面切換的獨特的空間。
我喜歡在這裡看紐約。吃貝果看最後一線陽光被吞沒，等著夜色傾洩在臉上，紐約又從片刻的黃昏靜謐中跳出，上演萬家燈火、燈燭輝煌的故事劇。
海斯勒先生（Hessler P.）在其著作江城（River Town）中寫過這樣一段話：“我掌握了一條河的語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樣逐漸熟悉了岸邊的每一處細節。有了真正的收穫。但我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難以挽回。在這條壯麗的大河上，所有的雅緻、美麗、詩意全都不復存在。”
但紐約，是難以熟悉又無法厭倦的吧。所以，她仍舊是充滿了雅緻、美麗和詩意的。我無法告訴你，群體性意味極強的紐約具體主張著什麼。或許是不疲倦的學術追求，也或許是對自由的崇拜，更多地或許是像詹姆斯·A·法利郵局刻在門廊上的格言一樣——“無論鵝毛大雪，還是傾盆大雨;無論炎炎烈日，還是昏暗夜色，都無法阻止郵差用飛快的速度完成他們所指定
無論鵝毛大雪，還是傾盆大雨；無論炎炎烈日，還是昏暗夜色，紐約人以自身的方式熱愛著他們所生活的土地，他們的國家，他們最純最真的自我還有那繁盛的城市藝術。
